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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禁止进口的影响也在日本显现出来。垃圾处理商接到大量委托，众多处理商的处理能力已达到极限。神奈川县垃圾处理公司相关人士透露称，“来自事业所和工厂的垃圾堆满了中间商的仓库”。即使委托中间商进行处理，由于每个设施的可处理量是固定的，因此不少公司拒绝接收。据了解，日本业内有意见指出，只能通过放宽限制来提升处理设施的能力加以应对。

同一天，央行行长易纲表示，人民银行也正研究继续出台有针对性的措施，缓解企业融资困难问题，推动实施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计划，推进民营企业股权融资支持计划，支持商业银行扩大对民营企业的信贷投放。证监会主席刘士余也喊话六大举措提振市场信心，如：鼓励地方政府帮助有发展前景但暂时陷入经营困难的上市公司纾解股票质押困境，促进其健康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逐渐成为共识，也形成了相应的制度规范。过去问责不主动、追责不给力的现象大为减少，失责必问、问责必严成为常态。基层干部作风明显转变：叉着腰跟百姓聊完就走的少了，搬来板凳仔细记录的多了；把时间花在开会务虚的少了，把精力放在攻坚克难的多了。高悬问责利剑，剑指党员干部担当“塌肩膀”、干事“软无力”的弊病，收获良好效果。

虽然我国同美国在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是权力必须受到监督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共同准则。之所以在名誉权官司中，对公众人物和对一般公民的处理进行区别是由于公众人物的言行往往引起社会关注，牵动社会舆论，产生社会影响。他们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承担着更大的社会责任，理应接受更加严厉的社会监督。对于与他们有关的事件进行新闻报道和舆论监督，就不仅仅是满足社会公众的好奇心和知情权，而是一个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的需要。北京大学法学教授贺卫方认为，对国家公务员和其他公众人物能够提起名誉诉讼权的资格应该加以严格的限制。因为公务员握有相当的公共权力，行使权力的过程和方式是否合法，乃至日常言谈举止是否妥当，对于社稷安全、公民权利的保障至为重要，应该受到传媒严厉的监督。如果允许公务员轻易地提起名誉诉讼，则必将导致言论自由权利的丧失。至于其他公众人物，之所以得到与公务员相当的对待，是因为他们拥有利用传媒澄清不实报道的能力。这是对等原则的体现。②新闻报道和舆论监督的目光聚焦在公众人物身上，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是一个健全社会的正常需要。而新闻报道和舆论监督的客观属性又决定了它们不可能像司法机关的侦查和审判那样缜密周详，如果在报道任何事件时媒体对一切细节都要谨小慎微、百般精确的话，新闻本身的时效性便谈不上了。同时，媒体在批评公众人物时，由于地位的局限，不可能保证决不出错，只允许完全正确的批评往往等于压制批评。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的张新宝教授指出，为了维护公民名誉权和舆论监督两者之间的平衡，应当区分公众人物与一般公民，对于公众人物的名誉权、隐私权作适当的弱化保护处理。③当然，这只是从法院角度阐述问题，作为新闻工作者，不能以此为借口放松坚持新闻真实性的原则。

面对降温的市场环境，映客的发展也出现瓶颈。映客招股书显示，映客的用户数出现了增长乏力的情况：平均月活在2016年第四季度达到顶峰值，2017年上半年开始出现滑坡，下半年又有回升之势；而平均月付费用户则在2016年第二季度达到巅峰后，一路呈现下滑态势。

重组日益理性上述分析师指出，如何找到优质资产并以合理价格谈下来，是决定重组能否成功的两大关键。目前交易双方的博弈会持续一段时间，有利于并购重组朝理性方向发展。秦飞认为，近期商誉大面积“爆雷”给上市公司和中小投资者深刻教训，过去为做大市值进行的跨界并购或单纯追逐市场热点的并购将大幅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