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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值修复有望主导行情中银国际证券表示，当前市场已反映了足够的盈利下行预期，估值修复有望主导9月行情。流动性方面，随着全球流动性宽松周期的开启，可关注国内市场无风险利率中枢下行。富时罗素等国际指数将逐步纳入更多A股，市场有望迎来百亿级别增量配置资金。估值方面，随着外部冲击边际影响逐步减弱，改革政策有望提振风险偏好。

在具体策略上，原材料采购方面，在现货库存容量和资金受限的状况下，若期货价格相对于现货价格有贴水，并有价格上涨预期，南钢考虑通过买入煤焦矿期货合约建立虚拟库存。钢材销售方面，南钢的策略支持长期锁价长单，控制订单成本；在现货反映销售不畅，库存增加和价格有调整预期的情况下，还考虑通过对产成品敞口的卖出套保，防范跌价损失。

普惠金融要平衡好创新和监管的关系。以 “政府引导和市场主导”相结合为基本经验，中国普惠金融在账户普及率、储蓄普及率、小额支付和信贷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成效，多层次广覆盖的普惠金融机构和普惠金融产品体系基本形成。近年来，我们把利用数字技术作为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的政策着力点。在中国政府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G20杭州峰会通过了《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未来，需要重视改善数字普惠金融可能带来的数字鸿沟问题，坚决打击披着数字普惠金融外衣的非法金融活动，加强大数据背景下的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保护，建立负责任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消费者保护制度，加强基础监管制度建设、补齐监管短板，平衡好创新和监管关系，引导普惠金融规范发展。同时，促进普惠金融的发展和金融扶贫，还要更好地处理金融和财政的关系，应关注金融的可持续发展，避免金融承担财政职能。近年来，普惠金融领域一些改革实践改革方案设计不科学不合理的问题突出，多重目标存在冲突、模糊重点，行政性抑制性措施导致监管套利，改革执行效果与初衷南辕北辙。比如，以加强金融服务小微企业为目标，要求金融机构既要加大小微企业信贷投放，又要防控风险，不良资产不得上升，还要不提高小微企业贷款利率。三大要求基本上无法同时满足，金融机构在这样的约束下，提供小微企业信贷的动力极低。相当一部分号称“低息”的小微企业信贷，只是借助政策支持的名义，以小微信贷为通道，资金实际流向了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和房地产市场。小微企业融资问题，主要矛盾是融资的可得性，要增加小微企业获得融资的机会，就必须提高对风险和贷款利率风险溢价的容忍度。当然，财政可以对小微企业直接补贴降低其经营成本。

60.4%的杠杆率算高吗？目前，对于居民杠杆率的口径并不一致。央行测算的我国2018年末住户部门杠杆率为60.4%，国际清算银行公布的为52.6%，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测算结果则为53.2%。无论哪个数据，需要思考的是，与国际相比，这样的杠杆率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第三，限制综合经营不可能消除风险，只会产生新的风险。限制综合经营是典型的“以准入替代监管”的错误认识，限制业务准入不可能消除风险，金融机构在其从事的任何业务上都可能选择更高的风险，监管应重点关注如何降低风险动机，而不是忙于设置市场壁垒。1933年美国出台《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限制美国金融机构多元化经营，是基于对大萧条教训的错误认识，并未给美国银行业带来安全，反而由于其业务被长期束缚而加剧了风险。上世纪80年代储贷协会危机，其破坏性仅次于大萧条和此次金融危机。这次危机表面上是利率市场化背景下利差收缩导致其风险偏好上升，过度涉足房地产。但当时的另一个重要背景，是面对货币基金大量分流储蓄、以及证券公司事实上经营放贷业务的冲击，储贷机构作为受分业限制最多的银行业机构，无法对客户提供综合性服务以减缓利差收缩冲击，最终走向高风险房地产融资这一不归路。事实上，《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实施后的年代，美国金融业并不太平，几乎每隔20年到30年就有一次银行业系统性危机，1984年银行倒闭数量达到大萧条之后的最高峰。不仅如此，分业经营也压抑了美国银行业国际竞争力，使得国际大银行在上世纪70-80年代主要集中于日本、德国，这也是美国1999年最终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以《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取而代之的重要背景。

逾期借款接近30亿净利润极速下滑的背后是粤泰股份日益严峻的债务问题。在2018年年报中，粤泰股份聘请的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提示，截至2018年12月31日，粤泰股份逾期借款为29.52亿元，并涉及较多的诉讼、仲裁事项，部分银行账户、开发项目、物业和股权、债权等被冻结或查封，逾期应付利息达2.46亿元。粤泰股份已在财务报表附注中充分披露了拟采取的改善措施，但其持续经营能力仍然存在重大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