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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国有企业改革脱困工作全面展开，而同期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刚刚起步，远远不能满足下岗分流人员的社会保障需要。在非常困难的特殊时期，财政大幅增加社会保障和再就业方面的资金投入支持社保体系建立，与国有企业改革同步完善“三条保障线”。1998—2003年，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达到2700多万人，先后有1800多万人在财政的支持下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实现了再就业。2002年中央财政用于“两个确保”和“低保”的资金就达到594亿元，是1998年的6.2倍，2003年中央财政支出700亿元，同比继续大幅增长19.9%，全国2235万城市居民得到最低生活保障。在财政“真金白银”有力支撑下，国有企业改革逐步走向成功。

因此，青岛海尔在获得证监会批复后，仍需等待需取得德国证券监管部门及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的最终批准。也就是说，青岛海尔等未来拟发行D股的境内上市公司，需要面临两套监管，境内方面D股属于境外上市外资股范畴，适用中国《公司法》、《证券法》、《国务院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募集股份及上市的特别规定》（国务院令第160号）等法律法规。境外方面，D股上市、交易、托管及结算等适用德国及欧盟资本市场法律，如，德国《有价证券招股说明书法》、《有价证券交易法》等。

报告称，一线城市中，北京、深圳房价高企，租售比最低，租金回报率均为1.8%。上海租售比最高，租金回报率为2.0%，广州在一线城市中租金房价双双垫底，租金回报率为1.8%。四个城市租金回报率均不高于2%。一线城市难以利用长期租赁的模式进行盈利。从变化上看，由于小阳春后市场走弱，一线城市价格高位回落，除深圳外，其他城市的租金回报率较上期均小幅上升。

1985年9月初，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在巴山轮会议上提出，中国面临发生严重通货膨胀的危险，并建议采取“三紧政策”，即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政策。在随后的几年里，我国出现两次严重的通货膨胀，政府不得不出手干预，进行“治理整顿”，通过行政手段实现了紧缩，1990年CPI降到了3.1%，当然经济也降到了3.8%，高通胀、高增长被强压下来，代价沉重。但多轨价格绝大多数并轨了，并到了市场调节价格。

有着最早引起公众关注的《我不是药神》原型陆勇案，和前不久的重庆版“药神”案的铺垫，这次聊城版“药神”案的最终处理结果，不算太让人意外。医师陈宗祥开的虽然是未经批准的“假药”，但“假药不假”，且初衷是治病救人，如果对其实施刑事处罚，不仅有违“好人好报”的朴素正义观，也与法律追求的罚当其罪原则不符。所以，基于社会期待和法律精神，这一处理结果都堪称兼顾了人心与正义。